第二十二章：银川

一

十月二号的早晨是被羊汤的香味熏醒的。

母亲天不亮就起了——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那袋冻了快两年的羊骨头从冰箱最底层被请了出来，在凉水里泡了小半夜，凌晨四点下锅。葱段是整根放的，姜是拍碎了连皮扔进去的，花椒粒用纱布包了个小口袋吊在锅沿上。灶膛里的蜂窝煤换了一块新的，火不大不小，刚好让汤面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泡，不是沸腾，是那种憋着劲的、慢慢往外渗白的熬法。

小宇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整个小卖部都被羊汤的蒸汽灌满了。竹帘子潮了，柜台的玻璃板上蒙了一层细密的水雾，连墙上那些他画的拼音表都软塌塌地卷起了角。他用手掌在玻璃板上抹了一下，抹出一道透亮的弧线，然后透过那道弧线看见乔阿姨已经坐在堂屋里了。

乔阿姨坐在父亲平时备课的那把椅子上——那把椅子坐垫的棉花已经塌了，父亲垫了三本旧教案才勉强和桌子平齐，但乔阿姨没垫。她盘着腿坐在上面，手里捧着一搪瓷缸浓茶，和母亲面对面说着话。她的声音隔着一层蒸汽传过来，听不太清楚在说什么，但语气是那种只有回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才会用的语气：不赶、不端着、不用在每句话后面加”你们银川”。

“海边的羊汤不是这个味，“乔阿姨说，“，海边的羊汤里放紫菜。喝了两年我也没喝惯。”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半个身子，围裙上沾着葱花：“那你是想喝我这锅？”

“想了两年了。”

母亲没有回话，但锅铲刮在铁锅上的节奏变了。从均匀的、机械的四拍一次变成了三拍一次。她在高兴。

二

吃完早饭，实际上这顿早饭吃到了上午九点半，因为乔阿姨每喝一口汤就要讲一段青岛的事。讲栈桥冬天结冰的时候海鸥会站在栏杆上排队，讲医院的护士长是个上海人说话像唱歌，讲食堂的馒头确实没有银川的好吃但有一种叫”脂渣”的东西很香。父亲难得没有去学校，他坐在小板凳上，手里也捧着一搪瓷缸茶，不时插一句话，“青岛的中学用的是人教版还是鲁教版”，被母亲从厨房里怼了一句”人家回来是看你的教材的吗”。

乔阿姨笑了。她的笑声和两年前一样，但多了一点海风磨出来的沙哑，不是喉咙不舒服的那种沙，是长期在潮湿空气里说话磨出来的一层边。

然后她放下搪瓷缸，看了看小宇，又看了看坐在门槛上的苏明娟——苏明娟今天一早就来了，穿着那件新红外套，坐在门槛上剥花生。她把花生壳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排，红皮的花生米放在搪瓷碟子里。她剥花生的声音很小，指甲掐进壳缝里，轻轻一掰，啪，壳裂了。节奏很稳。但她的耳朵一直朝着堂屋方向。

“今天带你们去个地方，“乔阿姨站起来，从胶袋里掏出一把车钥匙。不是那种扁平的遥控钥匙，是一把老式的铜钥匙，挂在一个塑料牌上，塑料牌上印着”鲁B”。“银川市区。带你们看看啥叫，楼。”

苏明娟剥花生的手停了一下。啪。最后一颗没刹住，壳裂歪了，碎成了四片。

小宇抬头看父亲。父亲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比平时大，下巴几乎碰到了胸口。这是一个”我同意”的点头，但小宇从父亲的眼神里读出了另一种东西，父亲大概也想让他去看。父亲教了他六年字，从拼音表到新华字典，从”海”到”回”。但所有这些字所描述的世界都存在于父亲的教案里、乔阿姨的信封里、收音机的电波里。现在有一个人要开车带他去亲眼看看那个世界的其中一角。

“可以把苏明娟也带上吗？“小宇问。

乔阿姨低头看了看门槛上的苏明娟。苏明娟的脸又红了，和昨天在竹帘子旁边一模一样，但这次她没有往后退。她把搪瓷碟子端起来，放在门槛旁边，拍了拍手上的花生皮，站起来，扯了扯红外套的下摆。然后她看着乔阿姨，用河南话掺宁夏话的混合口音说了一个字：“中。”

乔阿姨伸手在她头上揉了一把。那两个不对称的羊角辫被揉歪了，右边那根本来就高的现在更高了。“上车。“

三

乔阿姨的蓝色客货车停在巷子口。车身两侧有泥，从青岛到银川一千二百公里的泥，每一省都有自己的土色。山东的是黄褐色，在车身后方，泥的分布较稀，混着海边含盐的细砂。河北的是浅黄，途中遇过一场盖住前轮轮眉的尘暴。山西，泥发灰，在车门把手下缘形成一条抛物线。陕西和宁夏交界处的最后一段路土色最深黄土混合最均匀，那是贺兰山缺的土，油润而厚重，沾在两侧车门最下方的位置几乎看不到金属底色。

这是小宇第一次坐进轿车的前座——不是自行车后座，不是拖拉机斗，不是驴车，是真皮坐垫的副驾驶位。苏明娟坐在后排，后背绷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鞋子刚好能碰到前排座椅的背面。她的眼睛从一个车窗扫到另一个车窗，外面任何移动的东西都被她追踪一瞬。

乔阿姨把钥匙插进方向盘右下方的小孔，拧了一下。发动机”嗡”了一声——不是那种摩托车排气管破了洞的哒哒声，是一种低沉的、连续的嗡。小宇感觉到座椅底下有什么东西在震，不是害怕，是兴奋。他把手掌按在座椅上，感受那个震动从大腿根传到指尖，再从指尖传回口袋里的十六样东西。

车出了小镇。柏油路从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路边的杨树一棵一棵往后退，不是那种慢悠悠的退，是一种连续的、越来越快的后掠。远处贺兰山的轮廓在早晨的薄雾里若隐若现——父亲带他去过山脚下，但那是从南边过去的，现在他从东北方向看到同一座山脉的另一面。同一个山脊线，不同的阴影。他在描字纸上画过不知道多少遍它的形状，但亲眼看到山的另一面，和画出来的感觉不一样。画出来的是他看过的。亲眼看到的，是他还没画的。

苏明娟在后排突然发出一声：“那是啥，”

小宇顺着她的手指往右前方看。在地平线和天空交界的地方，出现了一排灰白色的方块。一个个规则的、长方形的、比镇上的水塔还高的，楼。不是那种两层的灰色砖楼，是五层，六层，七层的，还有一栋比他见过的任何东西都高的，顶上竖着一根细细的银针。乔阿姨说那是电视塔。

“银川。“乔阿姨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她的语气不像在介绍一个地方——她也是在回银川的人。她在青岛两年，回来之后第一次开进银川市区，和她第一次开进银川市区也是不一样的心情。“等会到了新华街，那里的楼更多。”

小宇把手从座椅上移开，放进口袋里。手指碰到了指南针——那个从他两岁开始就陪伴他的、乔阿姨走那天塞进他手心的指南针。它的玻璃面有点花了，但指针还在走。他把指南针掏出来放在膝盖上，北偏东十五度。银川在家的东北方向。指南针没有骗他。和四年前停电那个晚上一样，和父亲带他去贺兰山那天一样，和他每一次在地图册上从银川量到青岛的距离一样。指针从不骗人。远方是可以导航的。

四

银川市区到了。

小宇站在新华街的人行道上，把头仰到了脖子能承受的极限。他左边是一栋七层百货大楼，外墙上贴着长条白瓷砖，每层楼之间有绿色的装饰线。右边是一栋五层办公楼，窗户一排一排往上排，最顶上那扇窗户反射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

他数了，数了三遍。旁边那栋楼有八个阳台，对面那栋有十二层，十二层！他们小镇上最高的建筑是镇政府的四层小楼，父亲说那是全镇唯一能看见贺兰山东麓全貌的地方。但这里的楼比镇政府高了三倍。他数到第八层的时候发现脖子酸了，酸到他终于被迫放下了那个从幼年看到沙枣树上鸟窝就一直往上掰的角度。

乔阿姨带他们走进百货大楼。门是玻璃的，那种可以自动往两边滑开的玻璃门。小宇站在门口看了三秒钟，门自己开了。他还没碰到它。苏明娟从他身后探出半个头，盯着门的底部看，她在找是不是有人在门后面推。

“这是感应门。“乔阿姨说。她站在门里面，门在她身后保持开着，她能感应到这个男人的孩子刚第一次知道感应这两个字。“红外线。”

小宇在心里又记了一个词：感应。不是他那一百个词里的。是第一百零一个。

百货大楼里面有一个叫”电梯”的东西。不是他见过的那种运粮食的铁框子，是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金属门，门框上有一排发光的数字灯。乔阿姨按了一个”三”，门就关上了，然后地面往下一沉，不对，是整个人在往上飘。小宇抓着乔阿姨的裤子，不是害怕上升，是他不信任脚下这个会自己往上走的空间。他口袋里的碎蜡笔头相互摩着发出细微的沙声。

苏明娟抓着的是他的袖子。她的手攥得很紧——上次她这样攥他的袖子是三年级教室碎水泥的那天下午。不一样的是，那天她的手上沾着泥屑，今天她的手是干净的，指甲缝里只有花生皮的一丝淡红。

三楼。电梯门开了。门外是儿童用品区——一排排货架上摆着玩具、书包、文具盒和成排的田字格本。乔阿姨拉着他们走到文具区，她拿起一个帆船造型的铅笔刀，一艘蓝底白桅的小帆船，底下是小刀和削笔孔的合体，刀槽上印着青岛海滨风景线。“这个给你，在青岛我每次路过它都会想起你画的帆。”

小宇接过帆船铅笔刀。刀槽上的图案和他描字纸上画了两年的帆太像了——不是形状像，是桅杆的倾斜角度。他的帆往右偏，这个帆也往右偏。他把铅笔刀拿在手里翻过来翻过去，然后把苏明娟给他的中华绘图铅笔插进去转了一圈，木屑卷成一朵薄薄的花，中间是石墨的黑蕊，边缘是松木的淡香。跟镇上小卖部的手摇转笔刀完全不是同一种香味。

苏明娟盯着货架最底层的一盒水彩笔——不是蜡笔，是水彩笔。笔帽是十二个不同的颜色。她蹲下来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抬头看了看乔阿姨，没有开口，但她的眼睛已经把她想说的话说了：“这盒也可以给一个人，但你带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起来。这个盒里有12个色。”

乔阿姨看懂了，她弯腰把十二色水彩笔盒从货架上拿下来，放进购物篮里。然后她从旁边另一个架子上拿起一盒，也是十二色，放进了购物车。“一人一盒。你是小宇的朋友。就是第二个苏明娟。”

苏明娟接过水彩笔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她的右手虎口这两年只抓过擦车布、积木和铅笔，没握过这种透明塑料壳包装。她把盒子抱在怀里，脸颊的红已经不只是害羞了。她把小宇拉到货架转角处，低声对他说：“你乔阿姨跟我爸妈不一样，我爸妈买东西从来只买一样，够了就行，她买两样。“她这段话混杂了河南话、宁夏话和小学一年级语文水平，语法不通，但信息量不亚于乔阿姨那张手绘火车票。

五

从百货大楼出来，乔阿姨带他们去了中山公园。

小宇从未来过公园，镇上有打谷场，有渠边，有小卖部门口的槐树，但没有公园。公园是有门的，一个牌坊形状的大门，门楣上写着”中山公园”四个字，碑体，红底金字。进了门是一条水磨石铺的路，两边种着侧柏，侧柏的气味和沙枣完全不一样。沙枣的香味是甜丝丝的、轻飘飘的，侧柏是一种沉下来的墨绿色的涩香，像父亲教案封面上那股放了二十年的旧纸味。

路的尽头是湖。一片比灌溉渠宽十倍的水面，岸边有垂柳，柳条尖刚好碰到水面。湖心有座小岛，岛上有个亭子——八角亭，朱红色柱子，琉璃瓦顶，亭子里有人在拉二胡。二胡的声音从水面飘过来，《二泉映月》，拉得不太专业，但刚好够让水面荡起一层细密的波纹。

他们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乔阿姨买了三根冰棍，绿豆沙的。苏明娟接过冰棍没有马上吃，她把冰棍举在眼前，透过绿色的冰柱看湖面。湖水从透明色染成了浅绿色，水光带着冰棍的甜。

“银川也有湖，“乔阿姨说，“，但不是海。海跟糊不一样，海有波浪，远的时候是蓝的，近了会变绿。湖一直是绿的，沉下去的绿，”

小宇在吃冰棍，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湖心的波纹。他在想一个问题——不是乔阿姨说的那个海和湖的颜色差别，是苏明娟没有说出来的那个问题。他知道她在想，从百货大楼出来她就时不时低头看自己的鞋带，那个动作只有她心里装了重要的话才会做。

果然。她抬起头。

“你说——“她不是对着乔阿姨说的。她是对着他说的。绿豆沙冰棍尖上化了一滴水，滴在她的鞋面上，她没理。“你说海和湖，哪个更自由？”

这个问题不是突然蹦出来的。从她看到那个感应门开始，从电梯把她带上三楼的时候，从乔阿姨说”海有波浪”的那一瞬间，她把这三个东西连在了一起。门可以自己打开，电梯可以自己上升，而海，海会自己泛起波浪。湖不会。湖水只能等风来。她是在问，一个能自己动的东西，和一个只能等别人推的东西，哪个更自由？

小宇没有马上回答。他嘴里含着绿豆沙的最后一口——甜味已经淡了，只剩冰的凉。他把冰棍棍子上的”恭喜中奖”刮掉，然后看着苏明娟。他想了很久，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难，是因为他想给一个他自己相信的答案。

“湖。“他说。

“为啥？”

“因为湖一直在。海会退潮。退了，就要走很远才能碰到水。”

苏明娟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把冰棍的最后一口咬掉，脆的，然后站起来走到湖边，把冰棍棍子扔进了垃圾桶。转回来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了一种小宇之前从来没有在她眼里见过的东西，不是那种”我懂了”的光。是另一种，“我没有完全同意你，但我觉得你的答案也是对的”。

她走过长椅的时候顺手摘了一根柳条。她用柳条在小宇的田字格本背面写了一行字：“海退了，湖还在。船的线一直在。”

乔阿姨坐在长椅的另一端，看着这一幕。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傻瓜相机，不是她胶袋里那些印好的明信片，是一台老式的奥林巴斯傻瓜机。取景框里，两个孩子在中山公园的湖边面对面站着，苏明娟扬着柳条指湖面，小宇蹲在岸边，用蓝色蜡笔在本子上画柳条上的水珠。快门咔嚓一声。2002年秋天的银盐，开始感光，二十三。

六

回去的路上，苏明娟在后排睡着了。头靠着车窗，嘴角挂着一丝绿豆沙残余的淡绿渍。她的手搭在书包上，书包里装着那盒十二色水彩笔，还没拆封。

小宇没有睡。他坐在副驾驶，手里转着那个帆船铅笔刀。夕阳从右车窗斜射进来，把他和乔阿姨、整条银古公路和远处贺兰山的轮廓都染成了橘色。

“乔阿姨，你哪天走？”

乔阿姨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后天。四号，就要赶回去上班。”

小宇把手伸进口袋——他摸到那张假火车票。“你回来几天，为什么还要走？”

乔阿姨没有立刻回答。她把车窗摇下来，傍晚的风灌进来，带着路边收割完的麦茬和沙枣的混合气味。风把她的短发吹起来，和她寄来的那些信里描述过的海风不同，这是银川平原深秋的西北风，干燥、微凉、卷着黄土的细粒。但拂在她脸上的时候，和青岛栈桥的海风可能真的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远方。都是回来。

“因为青岛也有一个人在等我。“她停了一下。视线没有离开路面，银古公路在贺兰山的注视下延展开。“那个人，跟你差不多大。也是我带的，他妈妈在青岛没有亲人。我走了两年，该回去看他和另一个需要我的人了，就像回来看了你这个需要我的人。”

她从前排储物格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小宇。是一张儿童画——蜡笔画的，一棵树，树上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月亮是绿的，画它的孩子大概把”月亮”和”椰子树”弄混了，或者他从没在北方冬天看见过贺兰山缺寒光里的半月，只见过青岛的月光透过遮不严的梧桐叶。

她没再说话，只是在车速缓缓减到限速门杆时，用右手从方向盘上离开两秒，把小宇放在膝上的指南针往北拨了一下，北偏东十五度。贺兰山缺口。

七

到家已是黄昏。巷子里槐树的影子拉到了最长，盖住了小卖部前面整片空地。母亲在门口等着，围裙上又多了一层面粉，这回是揉馒头留下来的。

苏明娟被乔阿姨轻轻拍醒，揉着眼睛下了车。她把书包抱在胸前，里面有十二种颜色。走到自家门口之前，她回头看了小宇一眼。她没有说话，但她用手指在自己的耳朵后面揪了一下，和那年夏天她把铅笔盒推过三八线时说”现在一样了”用的是完全同一组手指。然后她消失在铁门后面。

小卖部的灯已经亮了。父亲的背影在柜台后面的小黑板上写什么东西——不是教案，是给明天补课的学生留的作业题。灯泡还是那颗白炽灯，十五瓦不算亮，橘黄色的光从柜台上洒下来，照在乔阿姨昨天摆的那九张明信片上。

小宇走进堂屋。他把帆船铅笔刀放在海螺壳旁边，在青岛岸和银川岸之间的排列缝隙上。然后把十二色水彩笔拆开，不是给自己一盒，是把最大最方正的那盒推到母亲的缝纫机台上，用他在第一章学到的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乔阿姨说这是买给哥哥姐姐的，每人用两色”，推到了全家人共用不到半刻钟的搪瓷果盘边。剩下的自己那盒塞进了他的铁盒里，铁盒里现在有：帆船铅笔刀、黄河入海纸条、橘子糖纸、河南酥糖纸、乔阿姨画的假火车票。他关上铁盒的时候，指南针在最上面，北偏东十五度。银川。那个方向不再只是个地图上的地名和信封上的邮戳了。那个方向有一栋七层百货大楼，有一扇会自己开的门，有一个会自己上升的小房间，有一片不会自己泛起波浪的湖。

他躺在炕上，闭上眼睛。苏明娟的问题还在耳边：“海和湖，哪个更自由？“他给了一个答案，湖。但他现在有点不确定了。因为今天他看见了电梯自己上升、感应门自己打开，而那些东西都不会自己退潮。它们也哪里都不去。

可乔阿姨去了远方。她又回来了，后天又要走。来，回，来，回。海会退潮，然后涨回来。乔阿姨从来不会永久消失，她只是周期性地在地图和贺兰山缺口之外的胶州湾岸边反复出现。也许，也许海并不只是一种”会退”的东西。海是一种”会回来的退”。

这个想法对于一个人还没有过生日刚满五岁十个月的男孩来说还太抽象。他没说出这层意思，他只是把指南针攥在手里——母亲过来帮他盖到秋被外面时，他的手指一松开：北偏东十五度。指向的不是银川，是银川之外的方向。

第二十二章完。

写于2002年10月2日，银川中山公园。小宇五岁十个月。

下一章预告：乔阿姨后天就走。苏明娟在课间送了他一张画，画的是中山公园的湖——但她没画柳树，没画亭子，只画了一大片蓝色。她说那不是湖，是海。十一月，小宇看见乔阿姨寄来的照片上——真的有一只海鸥停在她的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