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寒假第三天，风从贺兰山方向刮过来，把巷子口那棵槐树最细的枝条刮得往东南方向弯了一个角度——不是很弯，大概偏了不到一掌宽，但足够让树冠的形状从圆变成椭圆。苏明娟她妈选定这一天回河南，不是因为黄历上说宜出行，她妈不看黄历，她说河南人不信这个。她选定这一天是因为雪化得差不多了，路面不滑，长途汽车不会打滑。
小宇站在槐树底下。这棵树他站过很多次，春天站过、夏天站过、秋天站过、冬天站过。但今天站在树底下，感觉不一样。不是树变了，是树下少了一个人。虽然苏明娟还没走，她正站在自家门口，她妈在往一辆三轮车的车斗里放行李，但”要走”和”已经走了”之间的差别，对于站在树底下的小宇来说，已经提前发生了。他提前感受到了她不在树底下的那种空。
苏明娟她妈把行李往三轮车上放的动作很利索，旧棉被叠成长条，外面裹一层塑料布，用麻绳捆了三道。蛇皮袋两只，鼓鼓囊囊的，袋口用细铁丝绞了两圈。还有一个网兜，红色尼龙绳编的，里面装着两瓶白酒和一塑料袋红枣。河南的风俗，回娘家要带酒和枣。酒是银川买的西夏大曲，枣是镇东头王二家枣树上打的。苏明娟她妈说河南的枣不如宁夏的甜，所以她每年都要带宁夏的红枣回去。
苏明娟从屋里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不是行李。是一个塑料袋，就是小卖部装方便面的那种薄塑料袋，白色半透明的，对折了一下。塑料袋里装着什么小宇看不清，太薄了，塑料袋本身的光泽在冬日上午的斜阳底下反光，把里面的东西盖住了。
她走到槐树底下，站在小宇面前。风从她背后刮过来，贺兰山方向的西北风，把她的头发吹到前面来。她的头发平时是扎成羊角辫的，但今天没扎，散着。不是忘了扎，是她妈说坐长途汽车要坐七八个小时，扎着辫子靠在椅背上硌得头皮疼，不如散着舒服。她的头发散开之后比扎起来长，长到肩膀以下，发尾有一点自然卷，不明显的卷，和在槐树底下画画时水彩笔在纸上洇开的那一圈边界差不多，不是刻意卷的，是本来就那样。
“这个给你。”
苏明娟把塑料袋递过来。小宇接过来，隔着塑料袋薄薄的塑料，他摸到了一些小小的、硬硬的东西。打开看，是一把红枣。个头不大，颜色暗红，表皮有轻微的褶皱。不是王二家枣树上的那种大枣，大枣适合送礼，个大、肉厚、卖相好。这些是小枣，是苏明娟从她妈要带去河南的那袋红枣里一颗一颗挑出来的，她挑的是最小的那些，因为她知道小枣更甜。大枣吃的是肉，小枣吃的是甜。
“我姥姥牙不好，大枣啃不动。“苏明娟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和她在课堂上背诵《静夜思》时完全不同，背诵的时候声音是往上走的，每个字的结尾都往上扬。现在声音是平的，平到不能再平。她没说”这些是给你的”，她只是解释了她为什么挑小的，但她把小的给了他，大的留给她姥姥。
小宇把塑料袋口卷了两圈，塞进棉袄口袋里。红枣在口袋里硌着他的大腿外侧，不是疼，是每隔几秒提醒你它存在的那一下触感。和裤兜里那只指南针不一样，指南针是圆的，平滑的，贴着大腿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红枣是硬的，不规则的，每一颗的形状都有细微的差别，有的略扁，有的略圆，有的梗还没摘干净，摸上去有一小截干硬的褐色残留。
二
苏明娟她妈从屋里出来了，锁门。一把铜色的挂锁，锁鼻穿过门环，啪嗒一声扣上。那声”啪嗒”不是很大，但在这个巷子里，锁门的声音总能传很远。不是声量大，是频率特殊，铁碰铁的那一声脆响，在土墙和土墙之间来回弹了几次，弹到槐树树冠上被树枝打散了，最后落在小宇耳朵里的已经是那声”啪嗒”的余韵，像一颗石子扔进井里，水面那一圈波纹不是石子本身，是石子的结果。
三轮车发动了——不是电打火，是脚踩的。开三轮车的是巷子口的老刘，他平时用这辆车拉煤。冬天是煤贩子最忙的时候，但今天他愿意跑一趟长途汽车站，苏明娟她妈给了他五块钱，外加一包兰州烟。
苏明娟上车之前，弯腰在槐树树根的位置上用手扫了一下，扫掉了一层薄薄的浮雪。浮雪底下是冻土。她蹲下来，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截树枝，不是槐树枝，是白杨树枝，就是操场边上那排白杨树冬天掉下来的枯枝，灰色的树皮，断口处露出白色的木茬。她用树枝在冻土上画了一道，不是画什么具体的图案，就是画了一道线。一道从左到右的直线，不深，因为冻土太硬了，树枝只能划破表层那一毫米。
小宇知道她在画什么。她在画海。在中山公园湖边她问”海和湖哪个更自由”的时候，她用手指在湖边栏杆的漆面上画过同样的一道线——从左到右，没有尽头。海是没有岸的。湖有岸，但海没有。一道线就是没有岸的海，因为线可以永远延伸下去，只要你愿意画。
“走吧，“她妈在三轮车车斗里喊了一声。车斗里铺了两条旧棉被，一条垫在屁股底下，一条准备盖在身上。长途汽车站没有直达河南的车，她们要先坐到银川，再从银川转车去西安，再从西安转车去洛阳，再从洛阳坐中巴去她姥姥家。苏明娟说她姥姥家在洛阳北边一个叫孟津的地方，靠黄河。她姥姥家的黄河和宁夏的黄河是同一条黄河，但河南那一段的黄河水比宁夏的浑，她说宁夏的黄河是黄的，河南的黄河是红黄的。
苏明娟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沾的碎雪和土屑。她看了小宇一眼，不是长看，就是一眼。然后转身往三轮车走去。
她走到三轮车旁边的时候，小宇忽然觉得这一天和夏天她回河南那次不一样。夏天那次她走了两个多月，那是整个暑假。这次才十来天。但十来天在冬天和十来天在夏天不是同一个度量单位。冬天的十来天更长，因为冬天的白天短，黑夜长，一个人在院子里等天黑的时间比夏天多出将近一倍。夏天放学后到天黑还有三四个小时，冬天只有不到两个小时。所以冬天的十来天，折算成”等待的小时数”，其实和夏天的二十来天差不多。
这些计算他当然没有用数字算。他只是在心里感觉到了一种和暑假那次不同的空洞——暑假那次是”她走了”的确定感，这次是”她刚走”的进行时。进行时比完成时更重，因为完成时意味着你已经接受了，进行时意味着你还在接受的过程中，每一个”刚才她还在”的瞬间都在和”现在她不在了”的事实打架。
三轮车突突突地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柴油不完全燃烧的味道，浓烈而刺鼻，但被风一吹就散了。黑烟散开的方向是东南，和槐树枝被风吹弯的方向一致。苏明娟坐在车斗里，她妈坐在她左边，那条旧棉被把她们母女俩从腰以下盖住了。她的新棉鞋从棉被的边缘露出来，藏蓝色的鞋头，灯芯绒的纹理在冬日上午的斜阳底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条纹。
三轮车开到巷子口的时候——那个位置正好是平时苏明娟上课前等小宇的位置，车没有停。但苏明娟回头了。
她回过头来，嘴巴张了一下，说了一句什么。
风正好在那一下加大了，从贺兰山方向灌进巷子，带着沙粒和碎雪，撞在土墙上发出呜呜的闷响。风把苏明娟的声音吃了，不是完全吃了，是吃掉了声音中最关键的那部分，只留下一些听不清楚的残响。小宇只能听到一个极短促的音节，可能是两个字，也可能是三个字被压成了一个音节。声波被风撕碎之后到达他耳朵的时候已经不是完整的句子了，只是一些频率的碎片，和收音机信号不好时飘出来的那种断断续续的人声一样，你知道有人在说话，但你听不清在说什么。
但他看到了她的口型。
不是刻意要看，是他的眼睛在她嘴巴张开的那一刻自动完成了对焦。光线从她背后照过来，上午十点多的太阳在她右后方，把她的脸照成半明半暗：右半边脸是亮的，左半边脸是暗的。她的嘴唇在亮面，上唇在太阳光里，下唇在阴影里。嘴唇张开的幅度不大，和张嘴喊”哎，“时那种大张大合完全不一样。这个幅度很小，很紧，嘴型的变化只有一瞬，上唇碰了一下下唇，然后牙齿轻轻合了一下，然后又张开了一点点。
两个字。
第一个字——嘴唇往两边拉开一点点，舌尖抵在上颚前部。然后第二个字，嘴唇收拢，往前微突，然后松开。
小宇站在原地，站在槐树底下。风还在刮，但风已经不重要了。他听不清那句话，但他看懂了那个口型。口型比声音更诚实，声音可以被风吹散，但口型不会。口型是骨头做的，嘴唇、牙齿、舌头，它们组成的那个形状不会因为风而改变。
那句话是，
三
三轮车拐过巷子口，不见了。排气管的黑烟也散了。
小宇站在槐树底下，站了不知道多久——可能一分钟，可能五分钟。冬天的早晨时间感会变形，因为你不动的时候，冷空气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时间上转移开，转移到身体感觉上：脚趾在棉鞋里越来越僵、鼻尖被风吹得发红发疼、耳朵边缘开始失去知觉。这些感觉会占据你所有的注意力，让你忘记自己在站了多久。
他口袋里的红枣被他的手指反复捏着——隔着一层薄塑料袋，每一颗红枣的硬核都在指腹上留下一个微小的凸点。他把最小的那颗摸了出来，不是刻意挑了最小的，是他的手指在无意识地翻检时，最小的那颗正好卡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缝隙里。他把它捏在指间，没吃，只是捏着。
苏明娟画在槐树底下冻土上的那道线还在。白杨树枝画的，冻土表面被划破之后露出来的深色土痕，和周围灰黄色的冻土形成了一道清晰的对比。线从左到右，大概一拃长，不是刻意量的一拃，是苏明娟手臂自然伸展时手腕能自如活动的距离。线的尽头，右端，微微往上翘了一下，和她写字时每个字的最后一笔都会轻轻往上提的笔锋一个习惯。
小宇蹲下来，用食指沿着那道线从左往右摸了一遍。冻土是硬的——指甲划过土面时只有最表层那一毫米会碎成粉末，底下那一层纹丝不动。线很浅，浅到如果不蹲下来贴着地面看就看不见。但正因为浅，才不会被风吹掉，风只能刮走松散的土末，刮不走一道已经嵌进冻土里的划痕。
这和苏明娟在他田字格上描的那些字一样，描字的铅笔印不深，但橡皮擦不掉，因为石墨已经嵌进纸纤维里了。你看到的不是表面的痕迹，是纤维本身变了色。
四
中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
那时候小宇正坐在堂屋门槛上——门槛是一块磨得很光滑的青石，夏天坐上去凉，冬天坐上去冰。但他今天想坐在这儿，因为从门槛往巷子口看，可以看到槐树的上半截树冠，还可以看到巷子口的那堵土墙。三轮车刚才就是从那儿拐出去的。
电话是老式的转盘电话——黑色的机身，听筒搁在机座上，电话铃声是一种很尖的机械铃，不是后来的那种电子铃声。电话装在父亲的书房，说是书房，其实就是里屋靠北墙摆了一张书桌和一个小书架，书架顶板上搁着电话。
铃响了三声。
小宇没动。他不接电话，大人说过，电话是大人的事。但他竖起耳朵听了。在这栋房子里，电话铃响的频率很低，大概两天一次，有时候三四天一次。打电话来的多半是学校里的老师，问下学期的排课安排，或者问考试成绩。偶尔有家长打电话来问孩子期末考了多少分。
但这次的电话铃响——从父亲接起来之后的声音判断，不是这些。
父亲的声音在电话里和在课堂上不一样。在课堂上，父亲的声音是往上发的——从胸腔往上顶，经过喉咙、口腔、嘴唇，每一个字的发音都经过有意识的控制。在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是往回收的，声带放松，字与字之间没有那些故意的停顿。他和电话那头说话时用的不是语文老师的声音，是一个中年人跟自己很熟的人说话时的声音。
“，喂？”
“，是你啊。啥时候到？”
“，还没定？行，行。”
“，电影院？对对，中山公园斜对面那个。银川就那一个。”
小宇听到”电影院”三个字的时候，手指在红枣表面停了一下。电影院。这三个字在他的认知里是一个全新的组合，他知道什么是”电影”（父亲带他在学校看过一次露天电影，在操场上挂一块白布，后面架一台放映机），他知道什么是”院”（院子、医院、学院），但他不知道”电影院”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电”、“影”、“院”，他脑子里拼出来的画面是：一个四面有墙的院子里，挂着一块白布，和露天电影唯一的不同是头顶有顶棚。至于这个顶棚是什么材质的，木头？瓦？铁皮？他想象不出来。
父亲的声音继续，
“——行，正月里我都有空。小宇肯定去，苏家那丫头也去。她跟她妈回河南了，十来天回来。”
“，嗯，路上小心。下雪了注意轮子打滑。”
“，行，到了再联系。”
电话挂断。听筒搁回机座上——先是听筒底部的金属触点碰到机座的啪嗒声，然后是机座弹簧被压缩之后再弹回来的那一声闷响。和刚才苏明娟她妈锁门那声”啪嗒”不一样，电话挂断的响声更轻、更脆、更短，不是铁碰铁，是塑料碰塑料。
父亲从书房走出来，看见小宇坐在门槛上。他没问小宇为什么坐在这儿——父亲从来不用问。他只是在门槛另一头坐下，门槛够长，坐两个人绰绰有余。
“乔阿姨的电话。”
小宇转过头看着父亲。
“正月里，过完年，乔阿姨开车回来。带你和苏明娟去银川。”
“去干啥？”
“看电影。“父亲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和说”去山上”或者”去赶集”完全一样，不是刻意的平淡，是因为父亲确实觉得看电影和爬山、赶集一样，都是孩子该经历的事。“银川有电影院，中山公园斜对面。两层楼高，大门是玻璃的。买票才能进。进去之后灯关了，四面全是黑的，只有前面那块幕是亮的。幕比学校操场挂的白布大得多，大概大四五倍。”
小宇安静地听着。父亲描述电影院的方式和他描述贺兰山的方式一样，不是在描述一个物体，是在描述那个物体和周围一切之间的关系。电影院有多大，有两层楼那么高。用什么方式进去，买票。进去之后是怎样的，灯会关，只有幕是亮的。幕有多大，比学校操场白布大四五倍。
两层楼。小宇见过最高的楼就是银川中山公园外面的那几栋，最高的也就三层。两层楼的电影院，两层楼那么高的屋子，里面是空的，只装了一块会亮的幕。这个想象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但同时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见过学校操场的幕布，见过父亲的粉笔盒，见过母亲纳鞋底时把铺衬一层一层叠起来。幕布变大四五倍，灯关了之后幕是自己会亮，这些概念虽然新，但每一个零件他都能在已有的经验里找到对应物。和拼图一样，每一片拆开看都见过，但拼在一起是一个完全没见过的整体。
“电影里放的是啥？”
“啥都有。“父亲伸手拍了拍膝盖上沾的门槛灰——不是真的有很多灰，是父亲说话时的习惯动作。“乔阿姨说这次在放一个动画片，画的，会动。”
画的会动。小宇脑子里自动把这三个字拆开、再拼上。画，苏明娟画的水彩画，槐树是褐色的，天空是蓝色的，没有海鸥的海是灰色的。会动，像台球桌上被杆子打出去的球一样，从画面左边滚到画面右边。画的会动，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像把”河南皮宁夏馅”放在一起，听起来不对，但好像又是可以的。
五
傍晚，风停了。
冬天风停之后的那种安静和夏天不一样。夏天的安静是蝉鸣停了之后的安静，那种安静里还有风声、树叶声、远处拖拉机的声音。冬天的安静是所有的声音都被冻住了，连空气本身都好像凝固了一样。小宇站在院子里，能听到的最清楚的声响是他自己的心跳，不是耳朵听到的，是胸腔内部传导过来的那种闷闷的振动。母亲在灶房里揉面的声音，手掌在案板上推压面团时面团底部和木案板之间的摩挲声，是安静中唯一的外来声源。那个声音闷闷的，软软的，频率很低，和地面共振之后传到他脚底，再沿着腿骨一路传到耳朵。
他掏出口袋里的那颗红枣，最小的那颗。放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
红枣的颜色在傍晚的天光底下不是红色的，是接近黑的暗红。表皮上那几道褶皱在斜光里投下了细长的阴影，把一个黄豆大小的红枣衬得像一颗核桃，全是沟壑。他想起苏明娟说的那句话，“我姥姥牙不好，大枣啃不动”，和她说”你娘纳的鞋底好”是一样的句式。主语是别人，但意思在主语之外。
他把红枣放进嘴里。咬下去，不是一口咬断，是门牙轻轻切入枣肉，感到枣肉在牙齿的压力下一点点裂开。甜。不是白糖那种直接撞在舌头上的甜，白糖的甜是暴力的，一入口就占领整个口腔。红枣的甜是缓慢的、隐忍的、需要舌头去寻找的甜，你咬下去第一口的时候只感到一点点甜，然后甜味慢慢扩散，从牙龈内侧蔓延到舌根，再从舌根回甘到舌尖。那种甜和夏天在渠边喝井水的甜不一样，井水的甜是凉的，喝进去就从喉咙滑下去。红枣的甜是温的，在嘴里停留很久，你不舍得吞，它就一直甜着。
他想起了苏明娟回头时的那个口型。
两个字。
他看懂了。但他不会说出去——不是因为要保密，是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说出口，就会从”真的”变成”说出来的”。这两者之间不是同一个东西。“真的”是你心里的感受，它可以在那里待很久，不变质。“说出来的”是空气中的声波，和三轮车排气管的黑烟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他把红枣核吐在掌心里。枣核很小，比他预想的还小。褐色的，两头尖，表面有一道浅浅的缝。他把枣核放进棉袄另一个口袋里，不是装红枣的那个口袋，是和指南针同一个口袋。枣核碰在指南针的金属外壳上，发出一声细微的脆响，不是”叮”，是”嗒”，硬物碰硬物时那种干而短促的声音。和乔阿姨在电话里形容电影院大门的玻璃声应该是同一种，不是裂，是碰。玻璃碰玻璃的声音，有人推门进去看电影，门关上的一瞬间，玻璃和门框之间那一下清脆的接触。
夜晚彻底黑下来的时候，小宇回到里屋。他把台灯拧开，不是煤油灯，是今年新换的台灯，父亲发的年度优秀教师奖品。灯罩是绿色的，铁皮的，光从灯罩底下洒出来时被染上了一层极淡的绿，和槐树春天刚发芽时芽苞的颜色差不太多。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半张五十块纸币，毛主席的半张脸在绿色灯光里显得比平时更严肃。他把纸币翻过来，背面印的是黄河壶口瀑布，苏明娟的姥姥家就在黄河边。孟津。黄河从宁夏流到河南，中间经过什么他不知道，但黄河水不会停，就算冻住了，冰底下的水还在流。
他想起苏明娟用白杨树枝在槐树底下画的那道线，海，没有尽头的海。那道线现在还在冻土上，或许明天还在，或许后天还在，或许一直到苏明娟回来那天还在。线是他在暑假帮母亲整理父亲的旧报刊时学到的一个词的实物版，“永恒”。不是时间上不会结束，是不管时间怎么走，那个痕迹一直在那里。
他在台灯底下坐了一会儿，然后把那半张五十块纸币和红枣核一起放回枕头底下。手摸到地图册的时候，地图册的封面已经被翻得发毛了，纸角卷起来叠了三层，他停了一下。然后翻到河南那一页。河南的形状像个什么他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父亲说像一只蹲着的猫，苏明娟说像一片歪着的树叶，他自己觉得像母亲量鞋样时画在旧报纸上的脚掌轮廓，不是像脚，是像那个轮廓线。边界不是直线，有凹有凸，凹进去的是别人家的地，凸出来的是河南人的地。孟津在洛阳北边，黄河拐弯的那个位置，黄河在地图上是一道蓝色的细线，不是直的，是弯的，弯的弧度和他枕头底下指南针的红针永远指向的方向刚好垂直。
他在地图册上洛阳和孟津之间的空白处，用铅笔轻轻点了一个小点。很小——比句号还小。但那个点就代表苏明娟。她在那个点里，在一个他从来没去过、但通过她描述过的每一个细节（黄河的颜色、花生的种法、姥姥牙齿不好）已经变成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小镇里。
他合上地图册。关掉台灯。绿色灯罩里的光啪地消失了，世界重新回到黑暗。但黑暗中有一个点，在地图上的孟津，是亮着的。不是真的亮，是他心里的亮。和乔阿姨描述的电影院那块会亮的幕是一回事，不是真的发亮，是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时，它在你感觉里变成亮的。
十天。苏明娟走十天。十天之后她回来，然后过完年，乔阿姨开车来，带他们去银川看电影，电影院两层楼，玻璃大门，买票进场，灯关了以后只有幕是亮的，幕上放的是一部画的会动的动画片。
这些事情排在一起，小宇在心里把它们排成了一排，从左到右，像苏明娟画在冻土上的那道线。线没有尽头，因为每一个抵达都会引出下一个等待。等苏明娟回来。等过年。等乔阿姨的车停在巷子口。等第一次走进一个两层楼高、门是玻璃的房子里。等灯关掉。
等幕亮起来。
第二十七章完。
写于2003年1月8至10日——小宇六岁一个月。
下一章预告：苏明娟在河南的第十天夜里发了一场高烧，小宇在千里之外做了一个关于黄河的梦——他不知道她病了，但他梦见了水。而大年三十的晚上，乔阿姨的车灯照进了巷子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