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明娟走后第四天，小宇在槐树底下发现那道线还在。
他用手指摸了一遍，从左到右。冻土表面被白杨树枝划破的那道痕迹经过四天四夜的风吹和霜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比以前更深了。不是因为有人补过，是因为反复的夜间结霜和白天化冻把划痕的边缘撑开了。冻土里的水分在零下结冰时膨胀，把缝隙往外推，在零上化开时收缩，把缝隙留在原位。这样一胀一缩循环了四天四夜之后，一道本来只有一毫米深的划痕变成了接近两毫米，不需要任何人动手，冬天自己替她把线刻深了。
他每天来一次。不是刻意的，是每天上午大概九点多，太阳刚翻过东边那排土墙把槐树树冠照成一半亮一半暗的时候，他的脚会自动把他带到槐树底下。到了之后他就蹲下来，看看那道线还在不在。看完之后他不马上走，他会在树底下站一会儿，手插在棉袄口袋里，手指轮流捏口袋里的东西：指南针的圆形边缘、红枣（还剩六七颗，他没数，但手指摸一遍就知道少了没有）、地图册翻卷的纸角。把这些东西挨个摸一遍之后，他才觉得今天来槐树底下的任务完成了，不是为了确认东西在，是为了确认一切没变。
第五天，母亲开始打扫屋子。不是平时的扫，平时的扫是扫帚贴着地面把灰尘往前推。年前的扫是另外一回事，扫帚的方向往上走：墙壁、屋顶、房梁、窗户框。母亲站在木梯子上，头上包一块旧毛巾，举着绑了长竹竿的扫帚捅房顶四角的蜘蛛网。蜘蛛网被扫帚扯下来的时候像一团灰色的棉絮，在半空中慢悠悠地飘，飘到地上以后母亲一脚踩上去把它碾进土里。冬天没有蜘蛛，蜘蛛窝在墙缝里冬眠，但蜘蛛网还在，灰扑扑地挂在梁和墙的交角处，是去年秋天留下来的遗迹。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母亲一边扫一边自言自语，她不是对小宇说，是说给灶台听的。灶台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灶王爷的画像，画像已经旧了，纸被油烟熏得发黄发脆，四个角有三个角翘起来了，只有右下角还贴着，拿米粒粘的，不是胶水，是母亲蒸饭时从木甑子底刮下来的米浆。
小宇蹲在灶房门口，看母亲把灶台上的旧画像揭下来。揭的动作很小、很轻，不是怕撕破纸，是怕惊动灶王爷。“灶王爷今儿晚上上天汇报去了，汇报咱家这一年干了啥。“母亲把旧画像卷成一个筒，塞进灶膛里。火舌舔到纸筒的边缘，先是一条细细的金边，然后整张纸”轰”一下烧着了，灶王爷的五官在火里变形、卷缩、变成灰。小宇看着灶膛里那团快速缩小的火光，觉得灶王爷上天的方式和人完全不一样，人是坐汽车、火车，灶王爷是从烟囱里顺着烟升上去的。烟走得比车快，车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河南，烟只要几秒钟就看不见了。
第六天，母亲蒸馍馍。不是平时的小馍，是过年的大白馍，每个有拳头大，顶上点一个红点。红点是筷子头蘸了胭脂红在馍馍正中央轻轻一按，不重，就是个印，但那个印让馍从”吃的”变成了”年”。小宇帮母亲点红点，筷子头是圆的，按下去的时候面团微微往下陷，松开之后面团弹回来，但红点留住了。红点在白面上洇开一小圈，和槐树底下那道线在霜冻里慢慢变深是一个原理，只是速度快得多。
母亲蒸了三笼，一共三十六个馍。三十六这个数字小宇不陌生，父亲教过他乘法口诀，六六三十六。三十六个馍摞在案板上，白花花的一大片，每一个顶上都有一个红点，和作业本上老师批改时打的一百分的红勾不一样，红勾是结果，红点是祝福。
第七天，父亲贴春联。春联不是买的，是父亲自己写的。裁好的红纸铺在书桌上，父亲握毛笔的姿势和握粉笔完全不一样，粉笔是前三指捏着，毛笔是五指围拢，笔杆靠在虎口上。笔锋在红纸上走的时候，纸面微微发皱，不是纸太薄，是墨含的水分让纸纤维在吸墨的那一瞬间轻微膨胀。小宇在旁边看，他看过很多次父亲写字，但春联和其他字不一样。春联的字更大、更黑、更用力，每一笔都像把一整年的力气集中在一个字里。
“上联：春风送暖入万户。下联：瑞雪兆丰登百谷。横批：万象更新。”
父亲念了一遍。小宇听不太懂”万象”是什么，他只知道气象站和象棋。“万象”是”一万头大象”还是别的什么，他没有问。他站在父亲旁边，看着红纸黑字在冬日下午的光线底下晾干，墨从湿变干的过渡不是线性的：先是反光消失，然后是字的边缘从模糊变清晰，最后是整张纸从软塌塌变回挺括。就像等待本身，也是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二
第十天，腊月二十八。
这一天和前面九天没有什么不同，早上起来，吃馍馍蘸油茶，帮父亲把院子里的碎煤扫成一堆。母亲在灶房里炸油果子，是一种过年吃的油炸面食，面粉兑鸡蛋和白糖，揉成面团，切成菱形小块，下油锅炸至金黄。油锅沸腾的声音是一种很密集的”滋啦滋啦”，和夏天渠水流过石头的声音完全不一样，油的声音是暴躁的、滚烫的、不容靠近的。小宇站在灶房门口三步远的地方，这个距离是母亲规定的：油锅炸东西的时候，小孩子不能靠近。三步是母亲拿脚量出来的，她站在灶台前，转过身，往前走三步，说”到这儿为止”。
但第十天和前面九天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晚上小宇做了一个梦。
他平时也做梦——梦见过槐树开花、梦见过渠里捞到鱼、梦见过苏明娟在中山公园湖边回头看他。但那些梦都是他能理解的，日常生活的延伸，白天看到的东西在晚上重新排列组合。这次的梦不一样。
梦里他站在一条河边。不是灌溉渠那种小河，是一条大河。水面很宽，宽到对岸的树看起来像一排火柴棍。水的颜色不是宁夏黄河的那种黄，比黄更重，是一种发红的浑黄，和铁锈被水泡开之后的颜色一色。水流很急，不是渠水那种平滑的流动，是大河才有的那种带着一股内劲的涌：表面看不太快，但水下有一股力道在往一个方向推，你把手伸进去就拔不出来的那种力道。
河岸是土的，不是宁夏的黄土，是颜色偏褐的红土。土阶上蹲着一个老太太，背很驼，头发全白，扎一个很小的髻在脑后。老太太面前摆了一只碗，不是青花瓷碗，是搪瓷碗，磕掉了几块瓷，露出生铁的黑色底。碗里盛着水，不是河里的浑水，是清的，清到能看见碗底印的一朵牡丹花。
老太太抬起头看他。她的眼睛和乔阿姨有点像，不是长相像，是那种看你时先看你的眼睛而不是先看你的衣服的方式像。
“你找谁？“老太太问。口音不是宁夏话，带着一种往上翘的尾音，和收音机里河南梆子的拖腔差不多。
小宇没回答，在梦里他张了张嘴，但发不出声。
老太太低头看着碗里的水。水里映着天，不是头顶的天，是傍晚的天，晚霞烧成橘红色，被碗边圈成一个圆。她拿手指在碗边弹了一下，指甲碰搪瓷的那一声很脆、很短，“叮”的一下，和乔阿姨海螺壳贴在耳朵上听到的那种声音不太一样，但属于同一类，都是水和硬物接触时发出的声音。
水面震了一下。波纹从碗的中心往边缘扩散，一圈，两圈，三圈，然后波纹碰到碗壁之后反弹回来，和新的波纹撞在一起。撞出来的图案很乱，但乱中有一种规律，像地图册上黄河拐弯的那一段。
然后水里的倒影变了。
不是晚霞了——是一个小女孩的脸。扎着羊角辫，脸很红，不是晒红的那种红，是烧红的那种红，和灶膛里灶王爷画像被火舌舔着时纸张边缘的颜色一模一样。
小宇想凑近看，但他的脚动不了。不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是梦里那种特有的无力感，你想跑但腿不听使唤，你想喊但喉咙里没有声带。他只能站在原地，看着碗里的女孩脸越来越红，红到快要烧起来，
然后他醒了。
醒过来的时候，台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不是他开的。是父亲开的。父亲坐在他床边，一只手搭在他额头上，不是量体温的手势，是轻轻放着，和把手放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准备翻开之前那个瞬间的姿势一样。
“做梦了？”
小宇点点头。额头上全是汗——不是热汗，是冷汗，黏黏的，和夏天在渠边跑出一身汗不一样。夏天的汗是热汗，蒸发的时候带走热量，皮肤是凉的。冷汗不蒸发，它就贴在皮肤上，让你觉得自己的体温比平时低了好几度。
“啥梦？”
“水。“小宇说。他在刚醒过来的这几秒钟里还能记住梦的全部内容——大河、红土岸、驼背老太太、搪瓷碗、碗里女孩的脸。但这些画面正在快速褪色，和春联上的墨迹晾干时是反方向：不是从模糊到清晰，是从清晰到模糊。他说完”水”这个字的时候，老太太的脸已经开始消失了一多半，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和碗边那一声”叮”的回响。
“黄河？”
“不是宁夏的黄河。”
父亲没追问。他把台灯拧暗了一点，不是关，是拧暗，让光刚好能照到小宇的脸但不会刺眼。然后他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水，温水，不烫，是母亲睡前灌在暖瓶里留给小宇喝的。小宇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甜的。不是加了糖的甜，是地下水本身的矿物质甜，和夏天在渠边喝井水时那种直冲喉咙的凉甜不一样，温水的甜是含在嘴里才慢慢化开的甜，和红枣是同一类甜，需要等的甜。
三
同一天夜里，九百公里外——河南洛阳北边的孟津，黄河拐弯那个位置往北三里地，一个叫苏家庄的村子里，苏明娟烧到了三十九度六。
她妈是在半夜一点多发现的。不是苏明娟自己喊的，她没喊。她妈起来上厕所，其实就是院子里旱厕旁边的一片空地，冬天冷，蹲下去屁股冻得疼，回来的时候顺手摸了摸苏明娟的额头。一摸，手缩回来了。不是因为她妈手凉，是她妈的直觉比手更早做出了反应：手碰到额头的那一瞬间，手还没感受到温度，大脑已经先于神经末梢做出了判断，烫。
“妞？妞！”
苏明娟没答应。不是没听见，是听见了但喉咙太干，声带粘在一起发不出声。她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她妈的轮廓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晃，重影，和透过一碗浑水看碗底一样模糊。她想说”妈我渴”，但嘴张开了，声音没出来，只有嘴唇翕动了两下，和她那天在三轮车上回头时留给小宇的口型差不多，但这次不是两个字，是三个字。
她妈端来一碗水，搪瓷碗，边缘磕掉了好几块瓷，露出生铁的黑色底。碗底印着一朵牡丹花，不是画上去的，是搪瓷烧制时就印好的，已经磨得只剩轮廓了。苏明娟的姥姥年轻时嫁过来带的嫁妆之一，她姥姥说这是洛阳产的搪瓷，洛阳的牡丹天下第一。水是井水，孟津的井水比宁夏的甜，因为孟津的土是红胶泥，地下水经过红胶泥层的时候被过滤了一道，滤掉了碱味，只剩下泥味，不是脏的那种泥味，是雨滴打在干土上蒸发出来那种温润的土腥味。
苏明娟喝了一口，水从嘴唇中间流进去，流过牙齿、上颚、舌面，每经过一个地方都留下一路凉意。凉意不是水本身的温度，井水冬天是温的，比自来水热。她感觉到的凉是另一种凉：是身体烧到三十九度六之后，任何低于体温的东西接触皮肤都像冰。
喝完水之后她能发声了。她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小到她妈凑到嘴边才听清。
“河，”
“啥河？”
“，黄河。”
她妈没当回事。孩子发烧说胡话是常事，她小时候也发烧，发烧的时候也说自己看见什么东西。她把毛巾浸了冷水敷在苏明娟额头上，冰凉的毛巾碰到滚烫的额头时，苏明娟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皱眉和松开的间隔大概只有半秒，不是刻意的，是身体在冷刺激下的自然反应。但就在那半秒里，她的嘴唇又动了一下，不是在叫妈，不是喊渴，不是在说黄河。
是两个字的嘴型。
和小宇那天在槐树底下看到的那个口型一模一样——只是方向反了：那天是苏明娟坐在车上回头说，小宇在槐树底下听。今天是苏明娟躺在炕上说，她在九百公里外的土炕上发着高烧，嘴唇碰在一起又张开，牙齿轻轻合了一下，然后松开。
两个字。
她妈没看到——她妈正好转身去换毛巾，背对着她。整个房间里只有土墙上那一盏煤油灯的光看到了苏明娟的嘴唇动了一下。煤油灯把她的嘴唇影子放大在黄泥土墙上，一个巨大的、晃动的、即将被黑暗吞没的口型。
四
大年三十。
从早晨开始，整个镇子就泡在一种油、火药、蒸气和人声混合在一起的氛围里。不是声音大，平时赶集时菜市场的人声比大年三十大多了。大年三十的声音是另外一种东西，密集但不嘈杂：每家每户的灶烟同时升起来，每隔几分钟某个方向传来一声炮仗，不是连续的鞭炮，是单个的小炮，啪一声，脆的，然后等一会儿，另一个方向再响一下。这东西像在提醒你：快了，快了。
小宇从早上起来就觉得右边耳朵发热。不是发烧，体温正常，母亲早上还摸过。是耳垂那一片，耳垂和耳廓连接处的软骨，一直有一种被什么温温的东西贴着的感觉。他用手指捏了好几次耳垂，凉的。但过一会儿又热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左耳热有人骂，右耳热有人想”。有人想的”想”不是动词”思考”的那个想，是方言里专门指”想念”的那个想，和普通话不一样，宁夏方言里”想”作想念讲时声调往下沉：不是 xiǎng，是 xiàng。
他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母亲说过很多事情，有的是真的（比如灶王爷从烟囱上天），有的是为了让小孩子不哭编的（比如说腊月里不能剃头，剃了来年不长个儿）。“右耳热有人想”属于哪一类，他不确定。但他决定相信一次。因为相信这件事没有成本，如果假的，耳朵不会因此变冷。如果真的，九百公里外的那个”想”就能通过耳垂的热传到他这里。
下午，乔阿姨的车灯照进了巷子口。
不是慢慢开进来的，是突然出现的。两束光，一左一右，白中带一点黄，和冬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到贺兰山后面去时那种残光的颜色一样。光是平着射进来的，平行于地面，不高不低，刚好把槐树的树干从中部切成了明暗两半：有光的那面树皮纹理清晰，每一个裂纹都像地图上的河流。没光的那面完全隐在暮色里，你只知道树的另一半在那里，但你看不见。
小宇正坐在堂屋门槛上——和十天前苏明娟走的那天坐的位置一厘米不差。他从门槛的高度看巷子口那两束光时，光的底部贴着地面，把地面上细碎的煤渣、冻土粒、零星的炮仗纸屑照得一清二楚，平时看不见的东西，在这一刻全被车灯翻译成了影子，每一个颗粒都拖着一个比自身长三四倍的、黑色的、向着反方向延伸的轮廓。
车停了。车灯没关。
不是小轿车，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身侧面沾了一层灰黄色的泥浆，不是泥，是雪化了之后和土搅在一起又被车轮甩上来的那种混合物，已经在车身上干透了，变成了一层灰壳。车牌是青岛的，鲁B。鲁B两个字母小宇不认识”鲁”字，但他认识那个格式，不是宁夏的宁A，是外地的车。外地的车能开到这个巷子里来的，只有乔阿姨。
车门开了。
先下来的是脚，一只褐色方头皮鞋，鞋底踩在冻土上，冻土啵的一声碎了。然后是腿、身子、头。乔阿姨站在巷子口，和十天前站在槐树底下的小宇之间隔了大概三十步。三十步不远，夏天他跑一百米要用二十来秒，三十步大概三四秒的事。但今天他不会跑，不是因为脚步重，是因为奔跑意味着”等了很久终于等到”，而他不想让乔阿姨觉得他等了很久。虽然他确实等了很久，十天，加上从夏天开始等乔阿姨回来的一百多天，但有些等是不能让人知道的。
乔阿姨从车灯的光里走过来。光从她背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镀了一层金边——头发边缘的碎发变成了一根根发光的细线，肩线的轮廓比实际更宽更模糊。她的围巾是新的，不是临走时戴的那条灰围巾，是一条暗红色的，羊毛的，在车灯的逆光里红得像灶膛里快要燃尽的火炭。
“小宇，“她走到门槛前面，弯下腰。她弯腰的动作和父亲在课堂上检查学生作业时不一样，父亲弯腰是直着背往下探，头低下去，手背在身后。乔阿姨弯腰是膝盖先微屈一下，然后上身往前倾，这个蹲的预备动作说明她准备要抱他。
然后她真的抱了。
不是虚抱，是实实在在的，两条手臂绕过他胳膊底下的那种抱。她的围巾蹭在小宇脸上，羊毛的，软，但不滑，表面有细微的绒毛在扫他的脸颊。围巾上有一种味道，不是香水，是樟脑丸的残余气味，和长途汽车座椅套上那种说不清楚的混合味道，汽油、风、别人的衣服、沿路小摊上的烤红薯。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远”的味道。远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远是一种可以被闻到的东西。
“你爹呢？”
“里屋，写春联。“小宇的声音闷在乔阿姨围巾里发出来，比平时低了一个音阶。
“苏明娟呢？”
“回河南了，还没回来。”
乔阿姨松开他，往后退了半步，看着他的眼睛。和以前那种先看眼睛再看别处的方式一样——不是职业习惯，是一个人当了太久校医之后形成的肌肉记忆：看人先看瞳孔，看脸色，看嘴唇的颜色，不是在看你，是在读你的身体状况。
“你瘦了。“她说。不是客套——她说完之后用拇指在他的颧骨上按了一下，像在测量什么。校医的手势，和其他人摸孩子脸的方式不一样，她不是在摸，是在探。
“没瘦，沉了两斤。我妈说的。”
乔阿姨笑了笑。不是那种露出牙齿的笑——是嘴唇抿起来，嘴角往两边轻轻拉一下的那种笑。校医的笑，见过太多孩子说不说实话，但从不点破。
这时候父亲从里屋走出来了，手里还握着毛笔，笔尖的墨快干了。他看见乔阿姨，脚步在堂屋门口停了一下，不是犹豫，是确认。确认站在门槛外面这个围红围巾的人是电话里说”正月里来”的那个人，确认她提前了三天到。然后他继续往前走，经过小宇身边时顺手把毛笔搁在窗台上，不是平放，是斜搁，笔头朝外架在窗台的木框上。
“来得早。“父亲说。
“路上没下雪，比预计快了两个小时。“乔阿姨说。
两个人的对话和电话里一模一样，不是故意的一样，是两个中年人用最少的字交换最大信息量的方式。电话里是”正月里我都有空”，面对面是”来得早”。两句话加起来还没一句春联上的字数多，但两个人都懂了。
小宇站在门槛上，看看父亲，看看乔阿姨，再看看巷子口那辆白色面包车。车灯还亮着，两束光像两根柱子撑在暮色里。光柱里有一些细小的东西在飘，不知道是灰还是碎雪，很细很小，飘的方向不固定，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像在水里一样。
他想到了昨晚的梦，黄河、搪瓷碗、碗里的倒影。梦里那个驼背老太太用手指弹碗边的那一声”叮”，和车门关上的声音是一样的材质。都是金属和金属碰在一起，一个在梦里，一个在巷子口。梦里的声音和现实里的声音之间隔了九百公里和一天一夜，但它们用的是同一种频率。
母亲从灶房出来的时候围裙还没来得及解，白围裙被油烟熏得前襟发黄，下摆沾了一层面粉。她看见乔阿姨，眼眶湿了，不是哭，是湿。湿和哭的区别在于：哭是眼泪掉下来，湿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掉。母亲的眼眶就是这样，水光在眼角聚了一小片，但没漫出来。她快步上前拉住乔阿姨的手，不是握手，是两只手把乔阿姨的一只手包在自己掌心里揉，和冬天揉面之前先用手心把面团焐热的动作一样。
“进来，快进来，“
五
堂屋里母亲把热菜一碗一碗从灶房端进来。猪肉炖粉条，粉条是洋芋粉条，半透明的，吸饱了肉汤之后变成了褐色，和酱油的颜色一样。酸菜炒肉，酸菜是自己腌的，腌了两个月，颜色从青绿色变成了金黄色。炸油果子，金黄色的小菱形块，撒了一层白糖，糖粒在热油果子上被余温融化了半层，没全化，剩下一半还是晶状的。
乔阿姨用筷子夹起一根粉条，粉条很长，从碗里夹起来的时候尾巴还拖着，在灯光里晃。她把它卷在筷子上，不是转筷子，是用筷子把粉条一圈一圈绕起来，和缠毛线一个手法。小宇注意到乔阿姨用筷子的方式和宁夏人不一样，宁夏人夹菜是两根筷子平行着夹，乔阿姨的筷子会微微交叉。不是不会用，是山东的习惯，她在青岛这几年也改不掉。
吃到一半的时候，外面的鞭炮声开始密集了。不是零星的啪了——是成串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百响的那种小鞭炮，在巷子口一个接一个地炸。每一声炸响后面都跟着一声回音，回音碰到土墙弹回来，再碰到对面的土墙再弹一次，弹到第三次的时候已经变形了，不是”啪”而是”噗”，和灶膛里掉进去一颗没炸开的煤块的动静差不多。
小宇放下筷子，走到门口往外看。巷子口有火光闪，不是车灯那种持续的光，是一明一灭的。每一炸都先看到光再听到声，光比声快。他看到槐树的枝干在鞭炮的闪光里一帧一帧地亮，不是连续的，是一亮一灭一亮一灭，每一帧里树的姿态都不一样。平时你看不见风吹在树上的效果，但在这种一秒亮一秒灭的频率里就看见了，亮的那瞬间树枝在左侧，灭的那瞬间树枝已经偏到了右侧。
苏明娟回来了吗？
这个问题突然跳出来，不是他主动想的，是鞭炮声停了之后的那几秒安静里，他的耳朵忽然听到了一个空缺，然后那个空缺就被这个问题自动填上了。人耳朵在安静的时候会自己找声音，找不到声音就找念头。他的念头转到了河南，孟津、红胶泥的土阶、搪瓷碗、碗底的牡丹花。这些画面不是他见过的，是梦里见过的。但梦里的画面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反复回忆，已经变得和亲眼见过的画面一样清晰。梦就是这样，你越回忆，它越真实，到最后你分不清到底是梦了你记得的，还是记得了梦里的。
“初五就回来了。“乔阿姨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到了门口，站在小宇身后。她的围巾解了——暗红色的围巾搭在椅背上，露出一截脖子。她的脖子比夏天时白了一些，不是健康的白，是长期在室内待着、少晒太阳的那种白。
小宇转头看她。“你咋知道？”
“她妈打电话跟你爹说的——初五的长途汽车票。初六早上到。“乔阿姨低头看着小宇的耳朵，右耳。“你耳朵咋红了？”
“热的。“小宇说。
他没说”右耳热有人想”。有些东西不能说，和他在槐树底下看懂了苏明娟的口型但不能说出来，是一个道理。说出来就从”真的”变成”说出来的”，从心里的变成了空气里的，风一吹就散了。
“初六——正好。初六咱去看电影。“乔阿姨说。“那部画的会动的动画片初七就下映了，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小宇把这三个字在嘴里默念了一遍。最后一天的意思不是”没有了”，是”刚好赶上了”。中间差的那一天，初五到初六，如果苏明娟不是初六早上到，是初六下午到，那他们就赶不上。如果长途汽车在西安堵车了，或者洛阳下雪封路了，或者从银川回镇上的班车坏了，任何一种可能性都能让”刚好赶上”变成”刚好错过”。但乔阿姨说”正好”，她把这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到好像在说一件不需要担心的事。
但小宇已经开始担心了。担心不是他选择的，是担心自己找上门的，和他右耳发热一样自动发生。他想：如果初五晚上下雪了呢？如果长途汽车在半路坏了呢？如果苏明娟她妈决定在河南多待两天呢？
这些如果排成了一排，和三十六个点上红点的大白馍一样，整整齐齐地摞在他心里。每一个如果都是一个不确定，不确定不是已知会发生的坏事，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可能。后者比前者更让人难受，因为你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万一，“小宇说。
“万一啥？”
“万一下雪。”
乔阿姨蹲下来。她蹲的姿势和父亲不一样，父亲蹲是重心放在脚后跟上，膝盖分开。乔阿姨蹲是重心放在前脚掌，膝盖并拢，女人蹲的方式。她的脸和小宇的脸之间只有一个手掌的距离。她看着小宇的眼睛，不是看瞳孔，是看瞳孔里映着的灶房的灯光。
“小宇，你爹跟我说了一件事。”
“啥事？”
“他说他发现你在田字格上写的第一个字，不是他教的那一百个词里的任何一个。是另一个字。”
小宇没说话。他知道乔阿姨在说哪个字。不是”海”，不是”山”，不是”等”。是那个他在父亲发现之后就没再写过、但一直在心里写着的一个字，三笔。不是一横一竖一横，是左边一竖、中间一横折、右边一竖。
“你爹说他看了那个字很久，最后没问你是谁教的。他说，有些字不是别人教的，是自己长出来的。”
乔阿姨顿了顿。
“自己长出来的字，最准。”
小宇抬起头看她。乔阿姨的脸上有一种他以前没见过的表情——不是笑，不是哭，不是严肃。是和她在学校里检查学生视力时，指着视力表上倒数第三行那个最小字母让你辨认时的表情一样，在等你看到，然后说出来。
外面的鞭炮又开始了。比刚才更密，不是一百响了，是五百响，一千响，大地红，整个镇子所有的鞭炮在同一时间炸响，到了跨年的时间了。鞭炮声把堂屋里的一切声音都盖住了：筷子碰碗、炉火燃烧、屋檐上的积雪滑落。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种声音，炸，响，炸，响。每一秒都有几百个炮同时在炸，空气本身都在颤。
在这铺天盖地的炸响里，在猪肉炖粉条的香味里，在灶房煤炉散出的余温里，在红纸春联和暗红围巾和白色面包车的车灯光里，
二零零三年来了。
第二十八章完。
写于2003年1月12至14日——小宇六岁一个月零几天。
下一章预告：初六清晨苏明娟回来了——她瘦了一圈，手腕上多了一根红绳。而银川电影院里那部”画的会动的动画片”叫《千与千寻》，小宇第一次走进了两层楼高的玻璃大门，灯熄灭的那一刻，他握住了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