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年春节过后，父亲做了一件在镇上引起不小轰动的事。
他在堂屋的墙上贴了一张拼音表。
那不是买来的——买不到。是他用一整个寒假，拿毛笔一笔一划写在大白纸上的。二十三个声母、二十四个韵母、十六个整体认读音节，每个字母旁还配了一个汉字做例字——“a”旁边写的是”啊”，“b”旁边写的是”爸”，“m”写的是”妈”。字写得端正极了，横平竖直，像是印上去的。白色的纸贴在泛黄的墙上，像一个崭新的窗口，开在了这间老旧的堂屋里。
这件事之所以轰动，不是因为拼音表本身，而是因为小宇还不到两岁半。
镇上其他教书先生听说了，都笑父亲是”教傻了”，孩子连话都说不利索呢，认什么字？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是到了六七岁上学才碰书本的。父亲也不辩驳，只是在小宇晚饭后准时坐在炕沿上的时候，拿着一根竹制的教鞭，指着墙上的拼音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a，”
“啊，”
“o，”
“哦，”
小宇坐在炕上，两条腿荡来荡去。他模仿着父亲的口型，张大嘴巴，发出含混但越来越接近正确发音的声音。姐姐在旁边写作业——她现在上三年级了，作业比以前多了一倍——偶尔偷偷看一眼弟弟和父亲的互动，嘴角会不自觉地翘起来。哥哥则早早地溜出门去，跟虎头他们在土坡上玩攻城。他觉得认字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仅次于写作文。
父亲的教学方法严格得出奇。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半小时，不多不少。小宇要坐直了，眼睛看着拼音表，不准玩手指，不准晃腿。中间如果走神了，父亲不会骂他，只是用教鞭轻轻在炕沿上敲两下，那声音不重，但在安静的夜晚里格外清晰，像是一个节拍器。
小宇有时候会想起乔阿姨给他念书的样子——乔阿姨的声音是软的，像棉花糖；父亲的声音是硬的，像教鞭敲在炕沿上的声音。但他不讨厌父亲的课。相反，他有一种说不清的喜欢——那种喜欢来自于一个孩子在摸索世界时忽然发现了规律和秩序所带来的安全感。
“a”永远是”啊”，“b”永远是”玻”，这个世界至少在拼音表上是可预测的。
母亲对这种教育方式持保留态度。她不止一次在晚上跟父亲说：“他还小，你逼他干嘛？”
父亲头也不抬地翻着教案：“不从小教，等大了就野了。”
“野了”这个词在父亲的词汇表里，不是指行为上的顽劣，而是指精神上的失控。他心里一直有个担忧，尽管他从不说出口，那个姓乔的女人，每周都来，带着那些他看不懂的书和那些他听不太懂的关于”山那边”的话题，正在小宇的心里种下些什么。他不能阻止别人来坐坐，但他可以用笔划和拼音在儿子的脑子里提前建立一套秩序。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父亲在防守，用毛笔和拼音表做武器。乔阿姨没有进攻，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打仗。
二
乔阿姨还是在来。
她带来了第三本书。不是图画书了，是一本地图册。
准确地说，是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册》，32开，蓝色封面，里面的地图是用蓝、绿、棕、红四种颜色印的，蓝色的代表水，绿色的代表平原，棕色代表高原，红色代表城市。纸张很薄，翻页的时候发出脆脆的声响，像干透了的树叶。
那是三月的一个下午。风吹过来的时候已经带着春天的味道了，不是花香，是土香，是那种被雪水浸润了整个冬天之后开始翻身的泥土散发出来的原始气息。
乔阿姨把地图册摊开在地上，小宇趴在她旁边，两只手撑着下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和密密麻麻的小字。
“你看，这个蓝色的大块块，“乔阿姨的手指落在地图的最上方，“这是内蒙古。从这里到咱们这儿，骑骆驼得好几天。”
小宇伸出手去摸那个蓝色的色块。地图上当然摸不出骆驼的毛，但他还是摸了。这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任何新东西都要用指尖确认一遍。
乔阿姨把手指往下移：“这个是黄河。你看它弯弯曲曲的，像不像一条龙？”
“龙……”小宇重复着，眼睛跟着那条蓝色的曲线一路向东。
“黄河一直往东流，“乔阿姨的手指划过地图，“经过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最后到这里。“她的手指停在了地图最右边一块蓝色的区域上。没有色块，只有密密麻麻的蓝色线条，那是海。
“青岛。“她轻轻说出这两个字，声音里有一种小宇听不懂的东西。那是乡愁吗？还是一种对已经放弃了的生活的微妙怀念？小宇不知道。他只知道乔阿姨每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手指会在那个位置多停一会儿，停到地图的纸张都微微凹陷了下去。
那天回家的路上——其实也就五分钟的步行——乔阿姨破天荒地没有马上回她的宿舍，而是在土坡上站了一会儿。她住在镇卫生院后面一间分给她的小平房里，门口有一棵沙枣树，开花的季节香气浓得能飘到小卖部。
小宇被母亲抱在怀里，指着土坡上那个孤单的人影。
母亲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乔阿姨……也是一个人在外面。”
小宇不明白”一个人在外面”是什么意思。他的世界还太小了，小到所有在乎的人都在步行范围之内——母亲在柜台后面，姐姐在学校第三排，父亲在堂屋的日光灯下，哥哥在土坡上，乔阿姨在卫生院后面的小平房里。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会离开这个步行范围——那是他还不能理解的疼痛。
三
夏天到了。
父亲的教学计划在稳步推进。拼音表已经被小宇啃得差不多了——不是真的啃，是比喻。他能认出所有的声母，能拼出”ba ba”和”ma ma”，虽然写还不会。父亲欣慰之余，开始教他认字。第一个字是”人”——一撇一捺，简单，但意味深长。
“人，“父亲拿着小宇的手，在废报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一撇是从天上来，一捺是往地上走。做人，要脚踏实地。”
小宇歪歪扭扭地描了一个”人”字。那一撇画得跟蚯蚓一样，那一捺像是被风吹歪了的小树。但父亲没有批评他，只是把旧报纸翻了一面，继续握着那只小小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写。
墙上的拼音表旁边，开始出现小宇描的字，歪歪扭扭的”人”，缺了一条腿的”大”，上下颠倒的”口”。母亲把这些描字纸用米汤贴在墙上，贴了整整一排。来小卖部买东西的邻居们看到了，总要赞叹几句：“李老师家的老三，聪明哩。”
小宇对这些赞叹毫无感觉。他只是在每天晚饭后，准时坐在炕沿上，等待父亲翻开那本暗红色的字典，就是小宇还没出生时父亲买的那一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但夏天的傍晚太长了。太阳迟迟不落，槐树影子的角度不断地变化着。小宇坐在炕沿上，父亲在讲”山”字的写法——“中间一竖是山峰，两边是山脚”——小宇透过堂屋的窗户，看到了真正的山。贺兰山在暮色里沉默地耸立着，轮廓被晚霞染成了金色。
他又想起了乔阿姨的话。“山那边，有海。”
“小宇。“父亲的教鞭在炕沿上敲了一下，“看这里。”
小宇把视线从窗户移回来，看着父亲指的”山”字。但他心里想的是，山这个字，和窗外那座山，是同一个山吗？如果是的话，那山上那一道一道的沟壑，在这个字里用什么笔画来表示？
他还不会问这个问题。他只会写字。
四
乔阿姨来得越来越少了。
不是她不想来。镇卫生院的工作越来越忙，1999年，上面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卫生院里的人手一下子紧张起来。乔阿姨是科班出身，在卫生院里属于”高端人才”，连着值了好几个夜班，周末也常常被叫去顶班。
她每次来的时候依然带着那种温和的、让人安心的气质，但母亲注意到，她的帆布包里不再装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没有橘子，没有小镜子，也没有新书。只有一张疲惫的脸和一双依然在笑的眼睛。
“最近忙？“母亲给她倒杯水。
“嗯。“她接过水，喝了一口，然后看着趴在地上的小宇。小宇正在用一根粉笔在地上画着歪歪扭扭的横线和竖线，他在模仿父亲教他写字的样子。“他长高了好多。”
“小孩子嘛，又不是树，一天一个样。“母亲笑了笑。但她知道乔阿姨说的不是身高。
小宇听到乔阿姨的声音，抬起头，粉笔还握在手里。他看着乔阿姨，忽然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到柜台后面，在货架底下的”狗窝”里翻了半天，然后捧着一个东西跑了回来。
是那枚海螺壳。
他把海螺壳举到乔阿姨面前，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乔阿姨的耳朵。他的意思是，再给我听一次。
乔阿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平时温和的笑，是眼圈忽然红了然后强行压回去的笑。她把海螺壳放到小宇耳边，自己也凑过去，两个人头挨着头，一起听那个遥远的海的声音。
母亲在柜台后面，手里织毛衣的针停了下来。她看着地上那两个头上顶着同一个海螺壳的人——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异乡女人，一个不到三岁的本地娃娃——忽然觉得这幅画面有一种说不清的动人，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残忍。
因为注定要分离的人之间的亲密，都是残忍的。
五
三岁生日那天，小宇发了一场烧。
不是大病，就是换季的时候着了凉。额头烧得烫手，整个人蔫蔫的，躺在炕上不肯说话也不肯吃东西。母亲急得团团转，又是喂药又是灌姜汤，但小宇紧紧闭着嘴，一双眼睛无精打采地盯着天花板。
乔阿姨是下午来的。她听说了小宇发烧的事，从卫生院带了一瓶退烧药和一包葡萄糖粉。她坐在炕沿上，用手背探了探小宇的额头，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对母亲说：“没大事，就是普通感冒。让他多喝水，烧退了就好了。”
母亲松了一口气。乔阿姨毕竟是正儿八经学过医的，她的话比镇上那些土方子管用。
乔阿姨没急着走。她坐在炕沿上，看着缩在被子里的小宇。小宇的眼睛半睁半闭，因为发烧的缘故比平时更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葡萄。
“小宇，“她轻轻叫他的名字。
小宇的眼睛动了动，转过来看着她。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乔阿姨的声音很轻，轻到坐在门口织毛衣的母亲都听不太清楚。“卫生院那边说，我在这边的……借调期快到了。明年春天，我可能就要回去了。”
小宇当然听不懂”借调期”是什么。但他听懂了一个词，“回去”。
他把眼睛睁大了一些。被窝里的手慢慢伸出来，碰到了乔阿姨的衣角，攥住了。他用了一岁抓周以来最大的力气，把乔阿姨的衣角攥在手心里。那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布料在多次水洗后变得柔软而脆弱。
乔阿姨低头看了看那只攥着自己衣角的小手，然后抬起头，看着窗外。
窗外的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几片残存的黄叶在风里瑟瑟发抖。远处，贺兰山一如既往地沉默着，山顶已经开始积雪了，每年都是这样，十月底山顶先下雪，然后雪线慢慢往山下移，等到元旦前后，整个小镇就被白雪覆盖了。
“也许还不一定呢，“乔阿姨转过头，朝小宇笑了笑，“也许我还能再多待一阵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调刻意上扬了一些，像是在讲一个好消息。但小宇还是攥着她的衣角，没有松手。他不知道”也许”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乔阿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没有在笑。
那天傍晚，乔阿姨走的时候，小宇烧还没退。他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听着乔阿姨脚步声渐渐远去，脚步声踩过院子里的干树叶，踩过土坡上的碎石子，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傍晚的风里。
“妈，“他忽然开口说了一个字。
“嗯？”
“海。”
母亲愣了一下。这是小宇烧迷糊了在说胡话呢，还是他真在想什么。她摸了摸小宇的额头，还是烫的。
“海在哪儿？“小宇又问了一句。这是他第一次说出一个完整的疑问句。
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这辈子没见过海。她只是在收音机里听过，有一次评书里提到”大海无量”，她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但怎么想都是贺兰山被放大了一百倍然后灌满了水，她觉得不对，就不想了。
“在很远的地方。“母亲最后说。
“多远？”
母亲想了想。她不擅长回答这样的问题。她这辈子最远的地方就是银川城，二十公里，坐手扶拖拉机一个小时。她不知道海有多远，她只知道，那大概是人的一生也走不到的地方。
“很远很远。“她又重复了一遍。
小宇没有再问了。他把脸埋回母亲的怀里，攥着母亲围裙的带子，闭上了眼睛。发烧让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而不均匀，每呼出一口气都带着灼热的温度。
母亲轻轻拍着他的背，哼起了那首老掉牙的宁夏民歌。歌声在暮色里飘荡，穿过了挂了满墙描字纸的堂屋，穿过了货架上还摆着一毛钱辣条的小卖部，穿过了院子里落光了叶子的老槐树，穿过了墙头上枯萎的枸杞藤，一直飘进了贺兰山深处的夜空里。
在歌声的间隙中，她忽然想起了乔阿姨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不想在看得见尽头的地方活着了。”
她当时听不懂这句话。现在好像有一点了。
因为就在此刻，在她怀里这个发着烧还在问”海在哪儿”的小娃娃身上，她好像看到了那个”看不见尽头”的东西。一个刚满三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人”字怎么写，已经能拼出”ba ba”和”ma ma”，已经在梦里见过海鸥。他还不知道地图上那些蓝色线条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在问了。
母亲忽然有点怕了。
—— 第四章完 ——
写于1999年春至1999年冬——小宇三周岁前后。
📖 下一章预告：2000年，千禧年来了。乔阿姨离开小镇的前一天，给了小宇一样东西，改变了这个孩子此后二十年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小镇第一次停电，全村人聚在打谷场上，小宇和一个陌生同龄女孩并肩坐着，抬头看见了有生以来最亮的星空……